作者 胡向赤
我曾撰文，讲述疫情期间去新加坡儿子家的事情，在谈到在香港转机时，有着下面的一段文字： 我们去新加坡是乘坐UO780班机，机型为空客A320。 要在机场找登机口，首先要根据机场航班公告牌，找到这个班机号所处的区域编号，根据区域编号，再找到登机口就很容易了。 本以为过了安检，走上几步就会到达等候登机的大厅，接着再多走几步的路，但不会走太久，就会到达登机口。 我在告示牌上查到到新加坡班机登机口所在区域的编号，按着路标指引方向，吃力的往前走。没想到，艰难地走了很长时间，只见一个个路标指示道路转弯，却始终不见路的尽头。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背着三十多斤的背包，口干舌燥的徒步前行，还不知道新冠病株在哪里会飞向自己的鼻孔。鼻孔隔着口罩使劲的吸气，实在是喘不过气来。 这是多么“凄惨”的一幅场景 停下不走，飞机不等人；继续挪动步子，身体真的濒临透支。 若不是新冠病毒作祟，这是何苦呢？ 应该说，老伴身体素质比我好，她走得不那么吃力。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走到一个向上的有很长长度的扶梯跟前。上了这扶梯，到达尽头，接着又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又是一个向上去长度很长的扶梯。 这样经过连续向上的三个长长的扶梯之后，也不知道脚下的路面高出地面多少层、多少米，只觉得好像爬上了一座高山。 我们按指路路标的指引，又到了一个往下行的长扶梯，随梯下去，终于到了登机口。 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上了飞机，我们来的还不算太晚，再稍微晚一点，有可能就漏乘。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老年乘客和腿脚不便的乘客，机场是有免费轮椅推送的。假若我早知道有此待遇，就不用枉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累个半死。 一 乘坐老年福利轮椅，是到了新加坡才开始的。 在新加坡去公园游玩，儿媳到到游客中心借来轮椅，儿子推着我游园，说轮椅是免费使用。 这是我第一次坐轮椅，即使是儿子推着，我也是觉得不自然。 第二次坐轮椅，是在外出旅游上游轮的时候。 儿子、儿媳安排我们老两口乘坐游轮、经马来西亚折返回新加坡的旅游。 我们到达候船大厅，由于去的早，需要站立着等候检票登船。儿子知道我站久了不行，就去服务中心要轮椅。 这次是由一位年老的服务员推着轮椅来的，由他推着我上船。 把我们安排好，儿子放心的回家。 这位服务员大概是将近60来岁的老汉，登船之前我坐在轮椅上由他推着前行。 在大厅待了好长一段时间，老伴坐在联椅上、而我则坐在轮椅等候。服务员去与他的同事们做其他事情，他是一位华人，等候期间还问我去不去卫生间。 到了登船时间，服务员推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过将近30多米长的小斜坡，把我送到进入游轮的大门口，他完成任务返回，我和老伴上走着上船。 虽然上船之前这一路距离不近，我坐着轮椅没有任何疲劳。 这一路获得的服务，是免费的。 二 从新加坡回国时，儿子因为去北京出差，和我们同行，先和我们一道回济南。 我推着一个能帮助我走路不摔倒的手推车，到了登机口被机场服务人员看到。她们推来轮椅，让我坐轮椅登机，他们把我的小车作为行李送上飞机托运。 这小车是儿子在新加坡买的。 我到新加坡后，和儿子去逛街。儿子和他妈走得快，我走得慢、落在后面。在一个路口，她们娘俩过了马路。当我要过马路，走下马路牙子时，见有车要通过，就只得又回到人行道上。当脚踏上人行道、想转过身来面朝马路，稍等一会再继续过马路。没有想到、身体已经转向，鞋底的防滑功能很强，在人行道粗糙的路面上不能灵活转动，导致身体倾斜，人被摔倒在地。本能地左手支地自我保护，小拇指下端、小鱼际上端裂了很深、很长的口子，淌了很多血。为了防止我再摔倒，儿子就为我买了这部小车。在新加坡期间出门我就推着它，乘坐公交车上下车也很方便。 也是自此以后，一到机场托运行李，小车跟着托运，机场给办理使用轮椅的手续。他们来人用轮椅推着我过海关 、走安检，而且不排队，上楼下楼直接走垂直升降的直梯，不用绕道。机场来的服务人员知道我们的登机口在哪里，不费劲地把我们送到地方。儿子和老伴跟着我直接到登机口，也不用排队。 这次我们从新加坡经广州白云机场转机回济南。 飞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后，轮椅和服务员就在下飞机上廊桥的门口等着我。我走出飞机门就坐到轮椅上，什么也不用管，服务员直接推着我到各个办手续的窗口直接办理手续通过。最后轮椅把我送到行李提取处，服务员才算完成任务。 推送我的服务员是民航专业学校的一位男实习生。 三 我们在广州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乘机回济南。 在机场托运行李时，儿子为我办理轮椅使用手续。 服务人员推着我走平地，到登机口的对面，用液压升降机把轮椅和我升至装货物的飞机舱口进入飞机。儿子一直跟着我，老伴则自己走旅客登机口进入机舱。 飞机到达济南遥墙机场，我一出飞机门，就坐上轮椅。 出示护照办理通过检查站后，服务员把我推到行李提取处，他的工作就算做完了。 四 儿子出差去北京，我们老两口带着后来到济南的两个孙子也跟着去。 到慕田峪登长城旅游，那里也免费提供轮椅，由儿子推着我。 一路上上坡路居多，人坐在轮椅上面推不动，颠簸也厉害，我就自己推着走，虽然走得慢，但身体有支撑，安全得很。 五 又过了几个月，因为有些事情必须我们过去处理，我们老两口又一次去新加坡。 在济南遥墙机场乘坐山东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托运行李和我的小推车后，机场派人推着轮椅送我登机，这次比上次去新加坡乘机时要轻松的多。 由于要处理的事情必须去加拿大，在新加坡住了一个多月，儿子带我们老两口又去加拿大。 在新加坡乘飞机，由樟宜机场派人用轮椅推送我登机。 六 我们到美国旧金山转机，旧金山机场派了一位非洲裔女服务员用轮椅推送我换乘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一路上要走很多路，还要提取行李重新过安检托运；我们通过安检，由于美国检查严格，等的时间不短；我们三个笔记本电脑过了安检机器，又让一块再过一次安检，等了很长时间，几乎其他旅客都走光了，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才给我们。我问儿子，他们是不是一个个开机检查的，儿子说好像不是。当然，我们不怕检查，老伴的手提电脑基本不用，我的用的多一些，但从不涉及政治内容，儿子所在公司是美国的。 那位服务员可跟着耽误时间，但人家一直在耐心等待，还时不时帮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女服务员一直把我送到加拿大飞机上，一路上经过的其他检查，我们都是不排队、优先通过。 到达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机场也是派人推轮椅来接我。服务员是一位老一些的欧裔男士，推送了一段路，停下来放下我又返回飞机出口。给我儿子说他回去取东西，等了好长时间，他又推着另一位老人走来，说他们人手不够。我理解可能是看着我儿子跟着我，所以才放心“扔”下我另推他人。 儿子就推着我去行李提取处，领取行李后找不到那位服务员，只好把轮椅推到旁边，反正都是他们的地方。 七 从加拿大回国时，要经韩国首尔（仁川）机场转乘山东航空公司的飞机。 加拿大航空公司和中国山东航空公司没有签订乘客行李转运协议，我们到达首尔后需要提取行李过海关、走安检、出境后重新办手续进入机场，虽然不是真正走出出机场，可也够麻烦的。 儿子不能和我们同行，我们又不会英语和韩国语，自己单独行动，儿子担心、我们也担忧。可是想到到首尔机场，我们下飞机时，机场肯定有轮椅接我，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推轮椅的服务员身上。由于轮椅一定会把我推到山东航空公司的登机口，服务员可能会帮我们一一度过“难关”。 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儿子把我们送到机场安检，我们进入机场后，儿子在外面看着我们，他只能到此为止。 我们通过安检后，有一位华人女服务员告诉我，走几步转个弯可以先乘机场的电瓶车，到前面才有轮椅。她领我们到等车的地方，我们坐在一排椅子上等待。等了一会儿，电瓶车来了，我们上车。 以前在北京机场见过这样的车，以为是有偿服务的。那时我的腿脚还行，没有想到要乘坐这样的车。这次乘坐，才知道这也是机场免费为老年和腿脚不好的乘客提供的服务车。 乘坐电瓶车行驶了好长的距离，司机示意我下车。语言不通，有些莫名其妙地下了车，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些座椅，座椅上面放着打印着姓名的大白纸，我很快找到我的姓名，我坐到椅子上等待。时间不长，有服务员推着轮椅来了。不用说什么，我站起来，服务员推着轮椅到我身边，我上了轮椅就推着我前行。我什么也不用管，老伴跟着轮椅走，很快到了登机口。轮椅推我到机舱门口，老伴拿出机票，我们登机。 八 到达首尔（仁川）机场后，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接上我，推着我走了很长距离，变更了几次走向，还上直梯下楼，到了山东航空公司的登机口。她让我坐到联椅上等待，她推着轮椅走了。语言不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弄不明白。 旁边另一个区域的联椅上坐着一些中年男女，我以为他们是来旅游的中国旅游团，就去前去打听，结果他们不说话，好像不理睬我。我大概明白了他们不是中国人，我回到座位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从那些坐在一起的人群中走来一位女士，比划着带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到了进入廊桥的门口，我才看见那里坐了一位机场女工作人员。因为她前面的招牌把她挡住，不是这位好心的女士带领，我还真没有看见这位工作人员。 我以为她是山东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口说话她没有反应，我才意识到，这是韩国机场，都是韩国人，韩国人都像中国人，但他们听不懂汉语。我把手机掏出来，打开谷歌翻译，输入中文，显示英文，机场工作人员都会英语。 我问，她也拿出手机用翻译软件用中文回答，虽然交流还是有困难，她告诉我，让我去下飞机出来的地方找乘客服务中心。 我和老伴只得往回返。 我们先到了几条路汇集的中心的一个“亭子间”，我用手机上的谷歌翻译软件请求提供帮助。 服务人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原来这不是乘客服务中心，她让我继续往下飞机的方向走，前去寻找乘客服务中心。 我们又往前走到一个有转弯的地方，这里出现好几个方向的路口，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用手机的翻译软件照看指示牌，懵懵懂懂地转向、上直梯，又上一层楼，来到一个有办公人员的接待橱窗，墙上有山东航空公司的牌子，就走向前去。 我还是用手机上的谷歌翻译软件前去联络，服务员也是用手机翻译出中文作答。她明白了我的请求，为我们办理好行李转运手续和登机卡，而且为我要了轮椅送我去登机口。至此，我们的困难全部给予解决。 儿子不放心，一直用微信联络我们。我们办理好手续告诉了他，他也放下心来。 我坐在供乘客休息的椅子上，等待轮椅的到来。 这时候我想到还有十几个小时我们就会回到济南的家中，到家时已经是深夜。当初离开家时，让物业给断水、断电。当今晚深夜回到家时，家中无电也没有水，显然很不方便。我和小区的网格员小陈有微信联系，于是我用微信联络她，请她立即打电话给物业说一下，为我家开通水、电。 等了不短的时间，一位男青年服务员推着轮椅来了，我坐上轮椅心情舒畅的被推向登机口。 九、 半夜，我们到达济南遥墙机场，依然是服务员与轮椅在机舱口等着我。我们很轻松的到行李提取处，与服务员告别，拿到行李后出机场。 外出几个月，又回到熟悉的济南。 十 以上的内容似为赘述，但是本文题目为“中国老人在国际上享受免费轮椅推送”，为了说明确实是中国老年人“在国际上”享受到的福利，不得已而如此述之。 而用“中国老人在国际上享受免费轮椅推送”，这一题目作文章，则是针对前几年有几个人想“逼着政府”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去掉，炮制了“老年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奇谈怪论，妄想以几个所谓老头乘公交车的“不端”行为作依据，断掉全国几亿老年人的正常社会待遇。 我曾在国外中文报纸上撰文说“中国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大大活跃了城乡市场”，文中指出：职工上下班由各单位支付交通费用，职工们也是“免费”乘车。老年人乘坐公交，实际上是由政府部门为他们支付费用。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老年人乘车真正的不交钱，公交公司没有盈利，他们的员工的收入肯定会受影响，公交公司就不会让老年人“免费乘车”。 当年，决定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时，可能仅是考虑给老年人一种社会福利，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我本人在享受这样的待遇几年的时间，发现中国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活跃了城乡市场，创造了极高的社会价值。这可能是当年决定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各级、各部门领导，都没有想到的社会效益。 好多国外的华人议员向他们的政府提出议案，也对他们那里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免费乘车，在有的城市已经获得通过。我的文章，是为那些提出议案的华人议员提供参考资料。 而在中国，某些人却大呼要取消老年人的免费乘坐公交，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畸形的“嫉妒”心理，当年可能“免费”乘车只有老年人和残疾人，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令那几个畸形心理的人嫉妒。现在免费乘坐公交的人群多至五、六种类型。我个人就有两种免费乘车证件：老年人乘车证和退役军人证。看来当年炮制奇谈怪论的几个人确实是少见多怪了。 我这篇文章透露的中国老年人在国际上享受免费轮椅推送的福利，是否也令那些心理畸形的人嫉妒？他们是不是要逼联合国通过决议取消老年人的这一福利？ 当然，享受免费轮椅推送的也包括各国的老年人。 以上我说那些话的目的，是想向各位朋友提出“公众生活模式”的概念。 前些年，我国有过经济改革的几种模式的探讨：社会是低工资多就业好，还是高工资少就业的好。直接、简单的理解是：低工资多就业、相当于一个家庭成员都去上班挣钱，挣的钱够一家人生活开支；而高工资少就业、则是一个家庭有一个人上班挣钱可以养活全家人。 这就是不同的公众生活模式。 公交车正点开出，很少有人乘坐，出现虚糜空耗，这在外国一些公交车经常见到。 而若将公共事业的一些政府拨款资金预先着人领用投入，形成为这些人的免费乘车现象，这也是一种公众生活模式。而那些享受免费乘车的人上车入座，使得公交车不再空跑空耗。 实际上免费乘车的老年人乘坐公交不交现金，却带着自己的资金走入市场购物，推动市场、活跃经济。政府“投一”即投入一元钱，却有老年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市场购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