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Carrie Freestone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此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描绘了租房者和房主之间鲜明的贫富差距。

自2010年以来，房主的净资产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9倍增长到13倍，而对于租房者来说，同期净财富仅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倍增长到3.5倍。

1999年，租房者将大约25%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住房成本，而房主为23%，但到2022年，租房者用于住房成本的比例增加到29%，而房主则下降到21%。

Freestone表示，尽管租房者的工资收入增长与房主速度相同，但二者差距仍在扩大。与此同时，房主还通过住房付款积累了房屋净值。

根据RBC的数据，去年对租房者来说情况更糟，他们从疫情期间较高的储蓄率变为无法支付账单。

报告称，2023年，租房者的支出比收入高了近9%，而房主则将实得工资的7%储蓄起来。

Freestone表示：2023年第三季度是一个转折点，房主和租房者的净财富都出现了下降。但毫无疑问，受影响最严重的还是租房者。

她补充说，紧缩政策使得存钱支付首付变得更加困难。

“加拿大租房者的处境比房主更加艰难，使得拥有房屋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这威胁了租房者积累财富的道路，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加剧不平等。”

该报告紧随去年10月TD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TD报告也突显了租房者和房主之间在积累财富方面的巨大差距。

由Beata Caranci领导的TD报告发现，1955年至1964年出生的房主的平均净资产已经超过了140万元，是同期非房主的财富的6.3倍。

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已从2005年的近50万元扩大到现在的120万元。

Caranci在报告中表示：财富不平等实际上是区分有房者和无房者的加拿大人的一种说法。

她说，对比房主和租房者的婴儿潮一代走过的不同道路，可能对如今的年轻人产生更糟糕的影响。

她说：当前一代年轻的加拿大人可能不仅会重蹈覆辙，还会加剧住房方面财富不平等的说法，目前的负担能力已达到几十年来的最差水平。

她表示，有许多长期存在的政策不成比例地惠及房主，包括资本利得豁免、新购房产的部分商品服务税退税、首次购房者税收抵免、装修税收抵免等等。

她说：储蓄和投资环境严重偏向住房，因为住房体系本身就是设计成维持房屋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不平等的，从优先考虑单户住宅的分区到补贴所有权的税收政策都是如此。